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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版序　
一、傳統‧現代‧這一代   1
二、論現代小說的語言   8　
三、論現代小說的形態   25
四、論小說中的人物刻劃   37　
五、淺談小說中的懸疑效果   58
六、論小說中的意識與無意識   66　
七、精神分析學與現代小說   78　
八、論感覺性的小說   103　
九、論環境與個人才能   111　
十、論小說結構   122　
十一、論短篇小說的創作技巧   134
十二、現代小說給這一代的苦悶   154　
十三、論文藝的鑑賞與批評   174　
附錄、西方文藝思潮對我國六十年代文學的影響   183

再版序
 
　　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西方文藝思潮像大海的狂瀾撲激而來，尤其英語系列的文藝作品，包括詩、散文、小說、戲劇，書坊陳列的都是英、美、法等大家的翻譯作品，原文書店中，除了科技、理工及工具書以外，大都是那些比較著名的小 說、散文、詩集。因為，國家正處於戒嚴時期，凡三十年代的作品都在禁售、禁買、禁談之中。而我得天獨厚。其一，是一九五五年四月，我從空軍通信學校（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前身）畢業，分派在新竹機場服務，機場裡有一間佔地兩百多坪的圖書館，除了一些科技方面的書，大部分是文藝方面的詩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，最多的是小說，含翻譯的各國著名作家的作品。如法國左拉的《娜娜》，雨果的《巴黎聖母院》；德國雷馬克的《凱旋門》；俄國蕭洛霍夫的《靜靜的頓河》、托爾斯泰的《安娜‧卡列尼娜》；以及美國海明威的《戰地春夢》、《戰地鐘聲》，惠特曼的《草葉集》（長詩）等等。其二，是旅居香港的父親知道我喜歡文學，每次回台都會帶些文藝雜誌，如：《文藝新潮》、《文壇》、《大學生活》……等。這些都是激發我從電機轉向文藝的因緣。

　　一九五六年開始寫詩，第一首詩是：〈當我死了時候〉，發表在台大《海洋詩刊》第二期，後逐漸開始寫中篇小說〈相逢恨晚〉。在那個少年輕狂的年代，根本不知道死與愛，不知是對生命的嘲弄，還是對愛情的幻想，但我知道自己沒有寫詩的天賦，更沒有寫小說的人生經驗，而且我的好友蔡興濟先生力勸我，寫詩會餓死，乃邀我在他所主編的《文苑》月刊寫專欄，每月給我兩百元稿費，一九六○年，兩百元足夠我在淡水畔（溪州街）租一間木板房子。於是，開始將自己在新竹苦讀了四年文藝小說的「讀書劄記」，搬出來寫「論現實主義文學」（以小說為主）。

　　漸漸對文藝理論、文學批評發生濃厚的興趣。繼而，對美學、哲學、心理學、精神分析學……等，都廣泛地涉獵，尤其對我國美學大師朱光潛先生的著作，及他所翻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《美學》，幾乎都苦讀了兩三遍。作筆記、寫卡片，這是我後來從事文學評論的基礎。

　　一九六四年，《新文藝》月刊的主編朱西甯（小說家）邀我寫《現代詩欣賞》（三民書局出版）；《自由青年》半月刊的主編梅遜邀我寫《新詩入門》；《文壇》月刊主編穆中南先生邀我寫西洋作家介紹，以作封面發表。這時我開始思索寫小說評論及現代著名小說家的作品賞析，陸續寫了四五十篇，約四十萬言，這是我寫作最多的年代。後來，受聘《中央》月刊編輯，編務冗繁，寫作趨漸減少。乃想起整理舊作結集出版，這本《現代小說論》就是這期間送三民書局審核出版的。據當年在《中央日報》副刊任編輯時的同事，名小說趙滋蕃先生告訴我，三民書局出書有條慣例，任何一部作品都得送專家、學者，或教授審核通過後，才能編印出版。而這本《現代小說論》，正好是送給他審核，我不知他有沒有徇私，沒有問，他也沒有告訴我。其實，我倆私交甚篤，每晚都在報社見面談文學、談人生，就是不談國事、家事、天下事。

　　書出版後，銷路不錯，一版再版三版……，如今，事隔將近半個世紀，書店說要改變版型，由當年的四十開本改為二十五開本，重新打印。編輯要我寫幾句再版的話，我已年過古稀，能見到自己的作品再度面世，內心驟間浮出英國詩人T.‧S.‧艾略特(Thomas Eliot 1888-1965)在一篇論文〈詩的社會功能〉(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etry)中說的兩句話。他說：「一個詩人在他本身那個時代裡有沒有廣大的讀者不要緊，重要的是他在每一個時代裡至少要擁有一小部分讀者。」這對一個創作者來說，真是至理名言，也是一種警惕。

　　《現代小說論》能再版，至少證明在這個純文學逐漸式微的年代，還有人喜歡純文學，我從內心感到對這個社會有了新的希望，對純文學有新的期待，猶如我當年讀自然主義、現實主義的小說一樣，既欣賞作品的藝術價值，也體認了那個社會的變遷。我們的社會在急促變遷，純文學是否會隨著時代而式微、湮滅？是這一代作家值得思考的問題。